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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叙事散文除《左传》外还有哪些?

2011-11-26 22:30:27 本文行家:若如

从殷商到战国时期,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。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,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。

《左传》等先秦叙事散文

    从殷商到战国时期,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。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,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。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 最早的记事文字,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散文的出现,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,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传统。

 

春秋左传春秋左传

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《春秋》

    散文的萌芽: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记言叙事文之祖:《尚书》《春秋》

    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,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。殷人用龟甲、兽骨占卜,占卜 后把占卜日期、占卜人,所占之事,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,刻在甲骨之 卜兆旁,此即甲骨卜辞。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,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时的遗物,距今已三千多年。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,包括祭祀、农业生 产、田猎、风雨、战争、疾病等许多方面,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状况。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,不成系统,但未经后人加工,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。这些占卜之辞,短的只有几字,长的有百余字,比较完整的 如:

    癸已卜,壳殳贞,旬亡田(咎)?王■曰,■(有)■(祟),其■(有) 来■(艰)。气(迄)至五日丁酉,允■(有)来■(艰)自西。沚■告曰: “土方正于我东鄙,■(灾)二邑。{工口}方亦牜帚我西鄙田。”(郭沫若《卜 辞通纂》第五一二片)。

    这条卜辞,时、地、人、事齐全,叙述较为详细,略具叙事要素。这些卜辞, 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。

    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,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 的发展。商周时君王、公侯、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,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 宝。铜器铭文有长有短,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。商代铭文记事简单,形式一律。如:“丁巳,王省夔京,王易小臣俞夔贝,惟王来征夷方,唯王十祀有五,肜日。” (《殷文存》上二六·后)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,然后叙事,内容大多是殷 王的赏赐,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,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,内容复杂了。不仅有记事文字,还出现了与《尚书》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。例如,以记事为主的《 曶鼎》,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;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 隶,引起纠纷,曶胜诉之事;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,曶向东宫控告匡季而胜诉,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。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。而像《毛公鼎》 等侧重记言的铭文,其中的训诰,已和《尚书》没有什么区别。

    《尚书》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。《尚书》是商周记言史 料的汇编,包括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四部分。《虞书·尧 典》等记载了尧、舜、禹等人的传说,是后人的追述,不是当时人的记录。《商书·盘庚》是可靠的殷代作品,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。《盘庚》记录了盘庚要迁 都于殷,世族百姓普遍反对,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,古朴艰涩,语言有一 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。如“若网在纲,有条而不紊。”“若火之燎于原,不可向迩,其犹可扑灭?”比喻生动贴切,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。《周书》主要 是诰与誓两种文体,记周公言论最多,《洛诰》、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是告诫成 王之言,《大诰》是对诸侯的训令,《多土》、《多方》是对殷民的训诫,《康诰》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,《君奭》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。周公的这些谈话和 训令,反映了周公的心态,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。《周书》的《金 縢》和《顾命》以记事为主,《金縢》写武王克商后患病,周公向先王祷告,愿代武王死,武王病愈。后成王嗣位,周公摄政,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 公,并煽动殷遗民叛乱。周公率兵平定叛乱,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,周公避 居。于是“天大雷电以风,禾尽偃,大木斯拔,邦人大恐,王与大夫尽弁,以启《金縢》之书,乃得周公所自为功,代武王之说。”成王大为感动,亲自迎接周 公回朝。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。《顾命》写成王之死,康王之立,事件 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。《尚书》文字古奥典雅,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,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,有完整的结构,对先秦历史叙 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。

    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《春秋》,记事系统,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 义例。《春秋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,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 的编年史。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(前722-前481)的历史,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。《春秋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 事件,记事方式是“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,以月系时,以时系年。”(杜预《春 秋左传集解·序》)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。但其记事都很简略,长的不过四十多字,短的仅有一字。因此,其记事虽简而有法,却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叙事散文。如隐公元年载:“夏,五月,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时间、地点、 人物、事件都有,但事件的因果、过程,人物的行为、性格,都无从知道,仿佛一则新闻标题,而不像一篇文章。

    《春秋》是“礼义之大宗”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,维护周礼,反对僭 越违礼行为,贬斥邪说暴行,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。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 性文辞,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。《春秋》还以一字寓褒贬,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。比如杀有罪为“诛”,杀无罪为“杀”,下杀 上曰“弑”等。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,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。

第二节 《左传》的叙事和记言

    《左传》的成书 《左传》的叙事特征 《左传》的记言文

    《左传》是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简称,又名《左氏春秋》。相传《左传》为传 述《春秋》而作,作者是左丘明,后人对此颇多疑义。《左传》记事,起于鲁隐 公元年(722),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(468),基本与《春秋》重合,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。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,最后编定者是 一位儒家学者。与《春秋》一样,《左传》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,而 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,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,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,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。《左传》 维护周礼,尊礼尚德,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。同时,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,记 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,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,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,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。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、贪婪荒淫之辈,肯定 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,尤其是重民、以民为本的思想,更反映了《左传》进步的 历史观。在《左传》作者看来,有德才能为天所佑;得民或失民,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;在人与神的关系上,人的地位提高了;在君与民的关 系中,民的地位提高了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以《春秋》的记事为纲,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,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,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。把《春秋》中的简短记事,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。《左传》发展了《春秋》笔法,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,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, 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,来体现其道德评价。《左传》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,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,以“君子曰”、“君子是以知”、“孔子曰”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。这种形式,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,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。《左传》确为先秦散文“叙事之最”,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。

    作为编年史,《左传》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、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。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,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。倒叙就是在 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,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。如“宣公三年”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。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;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,怀孕 而生穆公,故名之兰。《左传》中还有插叙和补叙,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。这些 叙述,常用一个“初”字领起。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,或预见事件的结果,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,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:“吾见师 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”(僖公三十二年)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,王孙满又预言: “秦师轻而无礼,必败。”(僖公三十三年)《左传》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,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,发表评论,视角广阔灵活,几乎不受任何限制。 个别段落中,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,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。如写 鄢陵之战“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”中阵地的情况,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。(成公十六年)

    《左传》叙事,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。《左传》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。《左传》的战争描写,全面反映了《左传》的叙事 特点。《左传》一书,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,城濮之战、崤之战、邲之战、{安革}之战、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,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,精彩生动。一般说来,《左传》写战争,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,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、醖酿过程及其后果。如“僖公二十八年”写 城濮之战,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,而在行文中,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:晋文公伐怨报德,整饬军纪,遵守诺言,倾听臣下意见,上下齐 心协力。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,主帅子玉恃兵而骄,一意孤行,盲目进逼晋 师。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,不仅写了晋师大胜,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,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: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,晋文公闻之大喜,回国后赏功罚 罪,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,然后以君子之言,赞扬晋文公的霸业。至此,叙述圆 满结束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,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。如,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:“谓晋于是役也,能以德攻。”(僖公二十八年)不 仅是城濮之战,整个《左传》叙事中,礼、义、德等道德因素,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,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。以《左传》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,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:符合礼义要求之事,常有吉 兆,而悖于礼义之事,则常有凶兆。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,有时则是占卜、梦境、天象等的神秘暗示。如“僖公十五年”秦晋韩之战,在“僖公十年”就有 已故晋太子“敝于韩”的预言;“僖公十四年”又有晋卜偃“期年将有大咎,几 亡国”的预言,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,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。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,是晋惠公违礼、失义、背信之举。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,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,在叙述历史事件时,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,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,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。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是一部历史著作,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,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。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,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。不仅如此,《左 传》有的叙事记言,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,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。如 “僖公二十四年”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,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,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。这种写法,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 对话的萌芽。《左传》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。如“成公十年” 记晋景公之死,情节曲折怪诞,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。写晋侯所梦大 厉,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;病入膏肓的描写,极为生动有趣;桑田巫释梦 之语,小臣之梦的印证,更是充满神秘色彩,仿佛志怪小说。

    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。《左传》中描写了各种人物,但《左传》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,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。由于它是编年史,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,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,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,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。《左传》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 庄公、晋文公、楚灵王、郑子产、齐晏婴等等,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。《左传》中还有一些人物,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,而是仅 在某一时、某一事中出现,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,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。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,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如“ 晋灵公不君”中,鉏麑、提弥明、灵辄三位武士(宣公二年),齐晋{安革}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(成公二年)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,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。《左传》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,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。晋文公是《 左传》中着力歌颂的人物(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)。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,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,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。楚灵王 是《左传》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(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),他在即位前的 争强好胜,野心勃勃,弑王自立,即位后的残暴,骄奢狂妄等,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。但同时,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,知过能改,不记前怨,风趣等性 格特点,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,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叙事中人物的行动、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,而绝少对人 物进行外貌、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。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,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,形象得以完成。如成公二年的齐晋{安革}之战,《左传》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,展现战争的全貌,表现人物个性:

    郤克伤于矢,流血及屦,未绝鼓音,曰:“余病矣!”张侯曰:“自始合, 而矢贯余手及肘,余折以御,左轮硃殷,岂敢言病?吾子忍之!”缓曰:“自始 合,苟有险,余必下推车,子岂识之?然子病矣。”张侯曰:“师之耳目,在吾旗鼓,进退从之。此车一人殿之,可以集事,若之何其以病,败君之大事也?擐 甲执兵,固即死也。病未及死,吾子勉之。”左并辔,右援桴而鼓,马逸不能止, 师从之。齐师败绩。逐之,三周华不注。

    卻克受伤,解张、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,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,可 想而知。三人同仇敌忾,视死如归的气概,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,也得到充分表 现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,这些事只是反映 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,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。《左传》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、政治事件中,大量描写细节。作为历史著作,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,但《左传》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,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,如“宣公二年”的宋郑大棘之战,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,华 元食士忘其御羊斟,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,城者之讴等,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,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,宋师败绩,郑人获华元,华元逃归,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,毫无文学性可言。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,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。又如“宣公四年”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,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,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, 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,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,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、 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。再如“哀公十六年”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,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,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,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:

    叶公亦至,及北门,或遇之,曰:“君胡不胄?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,盗 贼之矢若伤君,是绝民望也,若之何不胄?”乃胄而进。又遇一人曰:“君胡胄?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,日日以几,若见君面,是得艾也。民知不死,其亦夫有奋心,犹将旌君以徇于国,而又掩面以绝民望,不亦甚乎?”乃免胄而进。

    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。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, 他的可贵之处,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中的记言文字,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,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 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。这类记言文字无不“文典而美”,“语博而奥”(刘知 几《史通》卷十四《申左》),简洁精练,委曲达意,婉而有致,栩栩如生。如僖公三十年“烛之武退秦师”的说辞,秦晋联合攻郑,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。 他着重对秦、晋、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。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 一边:“郑既知亡矣。”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:“亡郑以陪邻,邻之厚,君之薄也。”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:“若舍郑以为东道主,行李之往来, 共其乏困,君亦无所害。”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。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,而处处为秦国考虑,委婉而多姿,谨严而周密。因此,能打动秦穆公之心,使他不但退兵,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。晋人也 只好退兵,郑国得以保全,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。《左传》中的行人辞 令、大夫谏说佳作甚多,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,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,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,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,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,僖公 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,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,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,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,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,等等。这些辞令,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,有的委婉谦恭,不卑不亢;有的词锋犀利,刚柔相济。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,但都用辞典雅,渊懿美茂,生 气勃勃。《左传》的辞令之美,“谅非经营草创,出自一时,琢磨润色,独成一手。”(《史通》卷十四《申左》)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,史家记述时 又加修饰,故而文采斐然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叙述语言简练含蕴,词约义丰。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,写 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:“中军、下军争舟,舟中之指可掬也。”为争渡船逃 命,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,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“可掬”。简练的一句话,写尽晋师争先恐后、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。同年冬天,楚国出师灭萧, 将士“多寒”,于是“(楚)王巡三军,拊而勉之,三军之士皆如挟纩。”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,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。以一个贴切的比喻,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,将士愉悦之情。“言近而旨远,辞浅而义深。虽发语已 殚,而含意未尽,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,扪毛而辨骨,睹一事于句中,反三隅于 字外。”(《史通·叙事》)

第三节 《国主》的文学成就

    成书及体制 记言为主记事为辅

    《国语》是一部国别史,全书二十一卷,分别记载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 吴越八国事,是各国史料的汇编。成书约在战国初年。各国“语”在全书所占比 例不一,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。《周语》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,侧重论政记言。《鲁语》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,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,很少记录重大 历史事件,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。《齐语》记齐桓公称霸之事,主要记 管促和桓公的论政之语。《晋语》篇幅最长,共有九卷,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、具体,叙事成分较多,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。《郑语》则主要记史 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。《楚语》主要记楚灵王、昭王时期的事迹,也较少记重要 历史事件。《吴语》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,《越语》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。

     《国语》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。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 中得到了继承。虽然《国语》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,遇事求神问卜,但在神与人 的关系上,已是人神并重,由对天命的崇拜,转向对人事的重视。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,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。如《鲁语上》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 其君厉公时,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,咎由自取,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 厚非。又如《周语上》邵公谏厉王弭谤中,邵公主张治民应“宣之使言”,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,政治的得失,国君只有体察民情,行民之所善,去 民之所恶,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

    《国语》以记言为主,所记多为朝聘、飨宴、讽谏、辩诘、应对之辞。《国 语》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,又有通俗化、口语化的特点, 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。当然,由于《国语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,素材来源不一,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,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,风格也颇有差异。比如《周语》旨 在说教,行文委婉,多长篇大论,《鲁语》篇幅不长,语言隽永,《楚语》、 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则文字流暢整饰,颇有气势。《国语》中的应对辞令,有的与《左传》相同,但文字不如《左传》精彩,有的则难分高下。有的为《左传》 所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。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,辞婉义严(《周语中》), 越王勾践求成于吴,辞卑气低等(《吴语》),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。而《国语》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,往往也精辟严密,层次井然。如《周语上》邵公谏厉王弭 谤,《鲁语下》敬姜论劳逸,《晋语八》叔向贺贫,《楚语下》王孙圉论宝,都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。

    《国语》虽然记言多于记事,但《国语》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,有一系 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,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,有时也能写出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。总的说来,《国语》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,但不及《左传》普遍、完整。《国语》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, 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。但《国语》也有情节生动曲折,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,如《晋语》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,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,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,公子重耳的流亡等,都写得波澜起伏,精彩纷呈。其中有虚拟 的情节,如骊姬夜半而泣(《晋语一》),谗太子申生,骊姬夜泣及其谗言,非 第三者能知,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,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,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。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,如为分化朝中大臣,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 里克饮酒,以歌舞暗示里克,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,里克夜半召优施,欲 中立以自保等(《晋语二》),描写细致入微,具体生动,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。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,写得生动活泼,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,安于寄人篱 下的生活,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(《晋语四》),《左传》 只写到重耳桓,“以戈逐子犯”,《国语》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,幽默有趣,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。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,展示了春秋 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,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,反映了《国 语》叙事的成就。

    由于国别史的特点,《国语》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,集中在一定篇幅写 某个人的言行,如《晋语三》写惠公、《晋语四》专写晋文公、《晋语七》专记 悼公事,《吴语》主要写夫差、《越语上》主要写勾践等等。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,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。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 的传记,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,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,而不是独立的 人物传记。总之,由于《国语》以记言为主,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,但文学成就比《左传》还是稍逊一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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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
[1] 袁行儒 中国文学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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